受到疫情影響，整個經濟都在往下走，雖然中國經濟在二季度出現了反彈，但是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還是顯得偏弱。今年上半年的經濟還是出現了負增長 -1.6%，第一季度是 -6.8%，第二季度反彈至 3.2%，第三及第四季度，我估計經濟還會繼續反彈，但是整體來講，GDP 增速最多三四季度平均增速 4-5%，可能全年來看，GDP 增速可能在 2% 左右。全球經濟則更糟了，全球經濟除了中國之外，主要經濟體無一例外的負增長，美國、歐盟大概是 -8% 的增長，日本大概是 -5%-6%，所以這樣來看，全球經濟確實中國一枝獨秀，因為中國對疫情的控制非常好。
在前期，中國疫情非常嚴峻，3 月份之后，中國的疫情得到了一個充分的控制，但是海外疫情失控，從歐洲到美國，再到巴西，之后到了印度，所以到目前為止，美國、印度、巴西都作為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控制。國內的生產消費基本趨于正常，但是海外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嚴峻的局面當中，而且這種局勢會持續多長時間，現在很難斷論，就美國來講，我估計要到 2021 年。2020 年末疫情應該不會得到有效地控制，所以這就是對全球的供應鏈、產業鏈帶來巨大影響。中國雖然復蘇了，但是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消費是負增長，投資也是負增長，只有出口保持正增長，對 GDP 的貢獻也是正的。
為什么出口會比較好呢？是因為我們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但是美國、歐洲，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疫情依然還在蔓延，出口的訂單自然就到中國這里來，這存在一個錯位的問題。剛剛公布的8月份中國的出口數據依然還是比較好，增速達到8%以上了，這也是說明我們出口這塊有相對優勢。一方面，全球對于這些抗疫的醫療用品存在比較大的需求，中國紡織品不行了，但生產口罩、防護服的能力又增強了，需求也提升了，所以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一個錯位，本身像印度這樣的國家跟中國有競爭關系，它拿了不少訂單，現在這些訂單又給了中國。
目前國內消費還比較弱，生活必需品方面還是可以的，受疫情影響并不大，再加上特別是消費在升級，大家的防控意識在加大，對于食品安全要求提高，這樣大家寧愿在食品上面多支出，使得國家必需品的消費出現一個比較好的增長。但是汽車、家電、通訊、家具等等，這方面的可選消費品就比較疲弱。當然，這兩個月汽車銷量也出現了回升，但是如果把汽車銷量剔除，制造業還是比較弱，還是需求不足。
總體來講，我們的制造業和消費的相關性比較大，如果消費沒有回升，那么制造業的投資依然也不足。
消費又跟居民收入相關的，今年上半年，我們居民收入實際收入下降了1.6%，
這樣的情況下，你期望消費先大幅回升是比較難的。即便像美國特朗普采取了強刺激政策，給失業人員的補助比他在未失業前所拿到的工資還要多，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第二季度居民收入增長了11%，但消費下降了10%。這說明什么呢？就是
即便給居民增長收入，他們也未必消費，
因為他們沒法消費，很多服務場所是不營業的——美國的消費里面三分之二是服務消費。所以在疫情之下，要讓消費起來，即便增加收入也未必有效，更何況我國今年上半年的居民實際收入是負增長的，這也導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即便采取強有力的政策來刺激，總量政策進行刺激未必有效，宏觀經濟包羅萬象，是一個全面的、系統的、結構的大體系，單純靠發錢解決不了問題，經濟結構現在也出現分化的現象。
Q2:中國經濟現在的特征是什么？
我曾在不少報告當中都提出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中國的存量經濟主導的特征越來越明顯。什么叫存量經濟？就是增量對存量的影響在縮小，過去中國 GDP 在改革開放之后的 30 年里平均增速達到 10%，是一個典型的增量經濟。2010 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速在逐步地放緩，到去年已經降到了 6.1%，今年大概是 2%，所以存量的特征明顯了。
存量經濟和增量經濟的區別是什么？增量經濟有全面普漲的機會，中小企業日子比較好過，船小好調頭，到了存量經濟主導時代，就出現優勝劣汰、此消彼漲的特征，所以中小企業日子就不好過了，這兩年為什么一直在倡導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求銀行讓利，主要讓的對象就是中小微企業，說明中國經濟步入到存量經濟時代了，存量經濟時代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分化，與分化相對應的就是集中。因為人口總要流到一個地方去的，流出的地方人口在減少，流入的地方會增加，一增一減就是分化，而且流入的地方比較集中，流出的地方比較分化，所以在分化的同時又產生了集聚，所以這是中國人口的一個現象。產業也是一樣，居民收入也是一樣，企業也還是一樣的，所以都是有分化必然會產生集聚，所以這是中國經濟的特征，這也是我們今后一個趨勢所在。在這種趨勢，發達經濟體早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經發生了，比如說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已經是停滯了，人口是在城市與城市之間流動，最終大部分人口流向大城市就叫大城市化。
上海有一個學者叫陸銘教授，他寫過一本書叫《大國大城》，他認為中國應該要搞大城市化。我們過去一直在倡導城鎮化，城鎮化是必要的，在農業人口比重比較大的時候，農民進城首先是一個城鎮化的過程，而目前來講，農民工進城數量已經在不斷地減少，從過去最多的時候一年農民工進城達到 1200 萬，現在只有 100 多萬了?，F在中國的人口流動更多地在城市與城市之間人口流動，從大的區域來講，過去農民工的流向是往東流，所謂的孔雀東南飛?，F在來講，農民工老了，平均年齡已經 41 歲了，年紀大了要回老家，所以變成孔雀西南飛了。過去中國的人口的流向是從西往東，現在的人口流向是從北往南，這些變化導致了我們人口不斷地分化，大部分的三四五線城市人口出現了凈流出，一二線城市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就顯現了比較大規模的凈流入，所以這種分化現在還是在擴大當中，中國的大城市化方興未艾。
人口從去年的數據來看主要流向哪里呢？像東部沿岸的浙江和廣東兩個省，其中浙江的人口凈流入規模要超過廣東，主要還是因為浙江的新興產業這兩年發展比較迅猛，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流入，而浙江人口具體流到哪些城市呢？90% 的人口是流向了寧波和杭州這兩個大城市。同樣的，廣東的人口主要流向了深圳、佛山、廣州這三個城市，這種趨勢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我們現在的有些政策，與某些生產要素的流向相反，如和人口的流向相逆，比如說投資在往西，人口在往東，那生產要素的配置怎么配置？資本、勞動力、技術、土地要一起互動會比較合適，如果分開的話，要素的錯位使得很多政策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分化。
第二個分化，居民收入的分化。收入分化對消費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居民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消費，因為大家的收入差距不大，對于消費品的需求也是差不多，這就不大會造成產能過剩問題，有效需求就會比較充足。若把中國居民分成兩類，有 10 億的中低收入群體和 4 億的高收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0 億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 2000 塊錢。記得我在 2018 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我推測，中國大概有 10 億人沒坐過飛機，后來這句話就被大家廣泛引用。從這張圖上看，還是有一定依據的，就是當你的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2000 元時，要坐飛機這樣的交通工具還是有經濟壓力的。問題在于目前這樣一種收入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從 2016 年到 2019 年，中等收入組的收入增長累計 19%，而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累計達到 29%。大家也都知道，消費主體還是中低收入階層，當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速放緩或者收入比較低，那么就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因為高收入不是消費主力，它是一個投資主力，因為它邊際消費傾向比較低，更多的錢他用來做投資，而不是做消費，居民收入結構的問題會引發我們收入的分化和消費的疲弱。
但是另外一端，你又會發現中國的奢侈品消費是非常旺盛的。2019 年，全球的奢侈品市場增長了 2.2 萬億元，其中 90% 由中國市場來拉動的，中國占全球人口 18.5%，GDP 占全球 16%，但卻拉動了全球 35% 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如果我們再翻一下歷史，你會很驚喜地發現，2000 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只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 1%，2010 年的時候，這個比重提高了 18%，2019 年提高到了 35%，不到 10 年時間又翻了一倍，成為全球奢侈品消費最大的國家。我在陸家嘴上班，旁邊就是國金中心，國金中心的一樓二樓都是奢侈品商店，都是常年排隊，而正大廣場內的不少店鋪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營業，因為正大廣場主要是中檔的消費品或者餐飲消費，隔一條馬路，景象完全不一樣。
再舉一個例子：國內現在汽車銷量比較弱，但 7 月份，豪華車的銷量增長了 28%，高收入群體不是沒有錢，受疫情影響之下，對于他們來講，收入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所以他們的消費是強勁的，但是這樣的奢侈品消費或者高端消費對我們整個社會，零售品消費和服務消費杯水車薪，它拉動不了整體消費增長，所以導致了目前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這種結構性問題要得到改善，肯定還是需要我們進行收入的再分配來實現。通過收入的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這個東西好不好做呢？
比如說推出房產稅是改善居民收入結構的一個重要手段，房產稅對多套房的家庭來講，征稅就會大幅提高，對于沒有房的或者一套房的就不用征稅，這樣對于居民的收入差距起到了縮小的作用，但是現在沒法推出來，為什么沒法推呢？因為推了后萬一房價大跌怎么辦，中國 GDP 當中，房地產對于 GDP 的貢獻直接的加上間接的接近 30%，不可輕舉妄動。所以說這一輪我們經濟刺激在堅持房住不炒的情況下來推動基建投資和鼓勵消費，來給中小微企業降低融資成本，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讓銀行讓利、讓國有企業讓利，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如果再重回到老路，靠拉動房地產來穩經濟，那收入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
當然，現在看到問題所在，但有些部門還是缺乏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勇氣，例如在市場低迷的時候，你要刺激市場，遲緩改革，在市場比較繁榮的時候，又怕通過改革來打壓市場，這種情況下就是很難用有效的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所以，換位思考，就可以對當前經濟有一個充分和深入的認識，我們處在分化的時代，往往身不由己。
第三大分化是產業的分化。今年很明顯，股票上漲全是新興產業——計算機、電子通訊、醫療服務、5G 產業鏈、華為產業鏈、信息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等，這方面股價表現比較好。傳統產業像金融地產的水平都非常低，這也是反映出了確實是它的結構在變化，這種變化應該是好的變化。對于現實來講，就業壓力也會產生，就像美國現在失業率還是比較高，但是美國的失業率越高，它的人均薪酬就越高，按理說，失業率高說明經濟不景氣，各個地方都要裁員、都要降薪，這樣人均薪酬應該降下來，但是它反而上升了，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它的新興產業非常興旺，這些都是吸引人才的地方，使得傳統產業人員失業之后，本身薪酬就低，這樣平均下來，美國的工薪階層的人均薪酬水平反而提高了，這里面反映的其實就是產業的分化，就是新興產業高增長，傳統產業低增長，這也是我們當前經濟的一個特征所在。
Q3:如何評估當下的宏觀政策？
正是因為我們現在經濟相對來講，比起其他國家越來越好。上半年降準降息刺激的力度比較大，財政支出的規模也大幅上升。到了中期，我們需要做評估了，評估下來感覺我們還存在資金空轉的現象，資金在空轉，說明這個錢還是沒有完全進入到實體，在這個背景之下，你要不要再繼續強刺激呢，就像美國一樣，特朗普給老百姓發了那么多錢，但是老百姓還是不容易消費，他拿著錢去炒股票了，所以美國的股市還是屢創新高，所以我們的政策是更加考慮長遠，考慮到結構問題。
雖然今年上半年我們的財政政策還是比較積極的，財政赤字率大幅度提升，從去年的 2.8% 提高到 3.6%，但是由于財政收入的下降 10.8%，幅度還是比較大。這樣，財政支出的增長就不可能特別快，財政赤字是比較大，但是因為收入下降幅度更大，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支出同比下降 5.8%（2019 年上半年增長 10.7%），只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大幅增長 22%。因此，財政政策總基調還是積極的，但操作偏穩健，美國今年的財政赤字率大概達到15%，我們只有 3.6%，說明我們在刺激經濟上面還是留有余力。
另外一個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反復強調房子大水漫灌。在 2015 年的時候，曾經也采取了五次降準、五次降息，后來發現很大部分釋放出來的錢也沒有流到實體經濟去，更多的流到了資本市場，搞得資本市場大幅振蕩，所以這個經驗教訓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深刻的，所以我們現在的政策更加注重有效性。但是由于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它都屬于總量政策，總量政策對我們現在面臨的結構問題，解決是比較有限的，所以正是基于如此，在下半年以來，我們明顯看到了貨幣政策更加偏重穩健了，國債收益率在不斷上升。現在來講，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超過了 3%，而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只有 0.6%，所以中美之間的利差又是達到了歷史的高峰，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看到央行要準備降準降息的跡象，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結構性問題靠總量政策的效果是比較有限的。再加上由于受到疫情影響，這種刺激的效果也是有限，因為你想消費也很難，一個是疫情對酒店、旅游等服務行業的消費影響很大，二是收入減少。
Q4:如何理解現在提出的大循環？
今年5月份就提出了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思路，要擴大內需，來替代我們對外部的依賴性，即便現在暫時的外部依賴性還是存在的，未來更長時間內，這種依賴度應該是越來越小，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增長，我們不可能老是替全世界人民打工，自己應該要享受自己的美好生活。所以政策上給予國內大循環這方面的支持力度就會加大。
我們也沒有說要否決國際循環，我們不可能再回到閉關自守的時代，所以對政策理解一定要吃透政策，所謂的國內大循環，我們不能夠說它是內循環，既然有內循環就不需要外循環了，我們講的是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這是一個完整的表述，意思是我們還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中國開放之門會越開越大。
同時，要降低對外的依賴度，但是我們還要推進改革，使得我們的供給端能夠更好地為國內的消費者服務，替代部分進口，所以這是國內大循環側重于供給端發力的核心邏輯所在。
大家不要把關注點更多集中在刺激內需，覺得好像要刺激內需才能夠使得國內大循環能夠循環下去。實際上，過去的總量政策效果不好，刺激內需要通過結構改革來增加我們的中低收入階層的居民收入，這屬于改革的政策，而不是需求端的刺激政策。
Q5:大循環背景下的投資機會是怎樣的？
所謂的投資機會就是在于我們現在的政策導向發生了一個微調，年初到今年上半年主要還是在于逆周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通過刺激，通過政府部門的投入和企業部門的投入來緩解失業問題，來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從而能夠起到刺激內需的作用。
但是現在來講，我們在面對中美摩擦，國際環境變得惡劣的情況下，實際上應該要降低對外貿的依賴度。2006 年外貿的依賴度達到 66%，現在已經降到了 30% 多，說明這個依賴度已經大幅下降，但是 30% 多的依賴度還是偏高，這樣我們要實現部分產品的進口替代，就是減少進口。比如說今年上半年，我們出口也下降 3%，進口也下降 3.3%，但是集成電路的進口逆勢增長了 13.12%，說明這方面是剛性的，跟我們的消費升級有關，跟我們企業的升級換代有關系。我們目前一些在先進設備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賴度還是具有剛性，怎么能夠降低依賴度呢，還是要靠進口替代，我們有多少東西是被別人卡脖子的呢，主要還是在于芯片，像精密機床、軸承、飛機發動機，還有像碳素纖維、光伏的轉換器、工業機器人，一些精密的光學儀器等等，這些方面還是依賴進口，我們在這方面也要提高、技術含量，加大在這方面的投入，這個是我們內循環的，國內大數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力點所在，這也是需要大家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就是這個著力點在哪里，著力點不在需求端，還是在于供給端，供給端主要是對于我們一些卡脖子的項目要加大投入研發的力度，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變成長期的政策，對于我們相關的企業也會帶來更多的機會，尤其是新經濟領域。
第二個要改善供給的地方就是原材料和能源，因為原材料包含糧食、能源、礦產資源等，這些原材料的進口要占到我國進口的一半，在外部風險加劇的情況下，糧食安全、能源安全、資源安全，已經成為內循環供給側下的另外一個需要投入的改革，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機會。還有糧食安全問題，中國雖然是糧食的最大生產國，同時也是全球糧食最大的消費國，同時也是大米等農產品的第一進口大國，所以我們作為 14 億人口的泱泱大國，還是有一個對外，尤其是糧食、食品方面的依賴度，這方面就需要加大農業的育種研發，提高單產效率，這是糧食安全方面。
還有資源就是上游的礦產資源，需要加大中西部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目前來講，新興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對于稀有礦產的需求是提升的，我們的中西部地區擁有的礦產資源量是超過 60%，這就意味著可能還會有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來獲得更多的資源，所以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方面。
實際上，國際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實也是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脈相承的，總是希望我們科技能進步，對外依賴度能夠降低，能夠在特別特殊情況下，我們應該要減少對外的依賴度，通過進口替代來實現我們的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這里面強調的不是說我們不要對外開放了，反復強調的是中國的開放之門是越開越大的，尤其是在我們金融市場開放度也是在不斷地提升，這個也給我們的金融市場帶來了眾多的機會，金融市場不僅是主張開放，而且也大力推進改革，所以目前的情況下就是改革越來越多，比如說注冊制試點，從科創板到創業板，相信在未來也會推廣到主板，注冊制最大的特性是擴大了金融產品的供給。我們 A 股市場目前的市值規模還比較小，雖然這兩年在 IPO 融資方面規模已經是越來越大，今年 IPO 的總額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的資金融資市場。
所以我為什么講供給側呢，我認為是我們現在的六保，更多的還是要從供給側入手來解決我們的分化、結構扭曲等帶來的問題。同時也是通過資本市場的改革來擴大金融產品的供給，因為目前實體經濟中，供給還是存在過剩的問題，當然這個過剩主要還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以我們很多制造業的產品都是供過于求的，但唯有金融產品，現在新股發行打新還是供不應求，未來來講，這個市場一定會達到供需平衡的狀態。這就意味著，我們現在大家都在打新，說明股票市場的供給是不足的，那就要擴大供給，擴大供給之后容易導致的后果就是估值水平會受到影響，本來估值水平比較高，現在可能就要下降，這個對我們資本市場帶來哪些潛在影響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到 8 月末為止，股票按照行業來分，取該行業營業收入排名前 30% 的公司，則醫藥生物行業的市盈率水平是 61 倍，市凈率水平是 10.8 倍，食品飲料行業平均估值水平 PE 是 57 倍，PB 是 12.5 倍，也是很貴了，都是處在歷史 86 分位、90 分位以上，基本上處在歷史的高位。但是最便宜是銀行，銀行的平均市盈率只有 5.8 倍，處在歷史的 13 分位，是一個比較低的位置。同時像房地產的估值水平也不高，平均水平是 6.9 倍，處在歷史估值水平的 5.8 倍，極低的分位上面。接下來有建筑裝璜、交通運輸、才具等等，估值水平也是偏低的。傳統產業的估值偏低，資金是往熱門的板塊集中，雖然今年的股市也漲了不少，但是整體的感覺就是大家投入到估值資金并不算太多，跟 2015 年比相差甚遠。這是我們目前的問題所在，應該要擴大供給才能夠使得經濟得到一個改善，資本市場的供求關系能夠得到進一步地完善，所以這是我講的關于資本市場方面的。
因為我是長期從事證券研究，所以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歷史。其實 A 股市場的估值體系存在的問題，都跟供給不足有關的，供給不足需求又比較大，所以很多公司雖然業績很差，但是股值水平還是很高，因為股票基本不用退市，不用退市就可以注入優質資產或者進行并購重組，這樣給了股票第二次生命、第三次生命。
如果把 A 股市場各個行業當中每年的 ROE 最差的公司挑出來，滾動構成一個業績差的組合，代表市場中業績最差公司的股價表現。結果在 2017 年以前，A 股市場當中績差股的組合和從 2005 年到 2016 年績差股的組合累計漲幅達到了 13.5 倍，不到一年它漲了一倍，10 年超過 10 倍。但是同期，所有 A 股的漲幅只有 6 倍，尤其是 2009 年以后，績差股的組合走勢一路領先于萬得全 A 指數，一直到 2017 年以后，績差股組合的股價走勢才開始出現回落。這跟美國股市還是完全不一樣，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最近創了歷史新高。但是從 1980 年到 2017 年，美國納斯達克總共累計有超過一萬家公司退市，因為它實行注冊制。我們退市政策沒有很好地去執行，累計過去 30 年來講，累計退市的股票大概不會超過 100 家，而美國是 1980 年到 2017 年，37 年的時間退市了 1 萬 6 千家，納斯達克超過 1 萬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股票市場的繁榮是必然的，因為勝者為王，優勝劣汰，留下的是精華，所以為什么美國股市能夠 11 年牛市，就是因為它留下的公司是好公司，好公司的指數有拉動，有了退市，大家投資者的理性程度就明顯提高，就不會去買利息差的股票，使得它的估值分布也相對合理，比較健康。所以今后，我們A股市場恐怕也要逐步地隨著注冊制試點，向我們的成熟市場靠攏。
到目前為止，A 股市場已經出現了一個明顯分化，就是按照自由流通市值口徑，對 A 股所有的股票從流通市值大到小排序，前 20% 的公司的合計市值占比達到了 75%，有點類似于二八現象，就是 20% 的大公司市值要占到整個市場的 75%，然后交易額也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2017 年年初的時候，它的交易額占比只有 40%，現在也提高到 60%，與此相對應的是后 50% 的公司就是市值排序，流通市值排序后 50% 的公司它的市值占比從 2017 年年初接近 20% 下降到了目前不到 10%，交易額占比也從過去的 30% 多回落到 15%，我們投資的集中度在提高了。我前面講的分化，講到了人口的分化、居民收入的分化、產業的分化和公司的分化，我們A股市場也能夠反映中國經濟的結構變化，也同樣出現了分化。今后來講，投資股票就不用看市值后 5% 的公司了，我們目前 A 股市場總共有超過 4000 家的上市公司，這 4000 家上市公司里面，后面市值小的 2000 家目前的市值占比不到 10%，交易額占比不到 15%，以后可能越來越沒人碰了。所以我們應該要找的是那些能夠創造價值的優秀企業和大市值公司，作為投資來講，應該要抓大放小。
我們看一下，A 股市場跟美股市場有什么差異。美股市場從 2009 年到 2019 年這個時間當中，漲幅最好的是零售業，其次是汽車與汽車零部件，第三是多元金融，第四是技術硬件與設備，第五是軟件與服務，第六是食品與主要用品，第七是半導體，第八是醫療等等。說明還是新經濟的部分表現比較好，傳統經濟部分表現比較弱。對于 A 股來講，我們還是要從供給側來把握住投資機會，就是將來我們的供給會越來越多，而需求會趨弱。我們目前來講，A股市場的估值水平還是不便宜，前面也列出來了，有很多熱門板塊的估值水平都是處在歷史最高位的水平，所以它有回落、它有調整的需求。再有一個就是中國股市結構表現還是不一樣，我們將美國股市表現最好的叫FAANG：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Google，這些公司的市值占比越來越大。我們A股市場市值最大的是茅臺，其次是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平安、人壽、招商銀行等等，要么是銀行，要么是酒，還有中石油、中石化，過去是龐然大物，在過去這十多年來，市值在不斷地縮小。我們跟美國相比，有科技含量的公司市值還不夠大，當然單純比A股呢，這里面是有缺陷的，我們除了A股之外，還有一些在美國上市、香港上市的，比如像BAT、百度、阿里、騰訊，這些股票的市值就比較大了，比如說像阿里的股票市值是最大的，它大概是茅臺股票的2.5倍，但是它跟蘋果比又差了好多，所以中國這種經濟轉型還會繼續持續下去。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意味著好多股票要被淘汰掉，后50%的那些小公司將來慢慢會出局，這個對我們來講也是有一個警示性的作用，就是我們的市場還是要優勝劣汰的，像科創板、創業板，今年以來市場表現非常好，基金業也迎來了一個發展黃金期，因為銀行理財的剛兌被打破之后，更多的基金流向資本市場，利率今年以來也是下行，也有利于資金流向資本市場，公募基金連續兩年的業績是非常驚人，都是在30%以上，所以這樣使得更多的錢會流向到科創板、創業板，這樣就導致創業板、科創板的股價虛高，導致新經濟的行業板塊的股價虛高，那么就要擴大供給，一個是降低了估值水平，這也對投資帶來了風險；第二個，擴大了供給，那些股票將來會不會被淘汰出局呢？按照美國二八現象，我覺得很有可能。如果說這輪的疫情是導致了傳統產業的出局，我想今后幾年可能我們A股市場還會面臨著新興行業的出局和優勝劣汰問題。企業要做大做強還是靠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市場份額越大，那些中小企業的市場份額就越小，就被邊緣化了，所以這個趨勢我想大家一定還是要清楚。
傳統產業也好、新興產業也好，大市值股票的占比總是在上升。比如1990年，美國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在市場市值的占比只有10%，1990年的時候，美國是一個非常分散的市場，但到2017年，美國的這些500億美元市值以上的公司的市值已經超過了70%，所以從中長期的戰略配置來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肯定都看好龍頭公司。我國經濟也是步入到一個存量經濟主導時代，所以傳統行業當中的龍頭公司優勢會越來越明顯。比如說現在茅臺的市值是最大的，超過工商銀行，在全球酒類行業中它的市值當然也是最大的，其他的中低端白酒企業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除了高端白酒之外，那些中小的白酒企業也面臨著虧損的壓力。因為隨著中國居民保健意識的增強，白酒的總銷量是在下降的，香煙的銷量也是在下降的，但是高端白酒和高端煙的銷量是在上升的，這就意味著它們市場份額在不斷地提升。中國好多新興產業龍頭還沒有出現，頭部企業還沒有出現，這個里面可能有更多的投資機會，這些投資機會看看到底是哪些公司有可能成為行業龍頭，成為頭部企業。事后看我們看得很清楚，事前還是處在“戰國時代”，勝敗還不清楚，你要去投確實存在一定的風險，所以我覺得我們目前來講，還是要繼續跟隨美國股市的軌跡來發現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趨勢，我想這方面還是比較重要的。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要看到目前全球經濟下行會對資本市場也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疫情還沒有結束，疫情對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都會起到阻斷的作用，怎么去解決、怎么去面對；另外一方面，美國對中國也采取了很多限制的舉措，來壓制中國、打壓中國，對高科技的產品限制對中國出口。這種情況下，我們進口替代能不能順利，能不能克服各種困難就顯得至關重要，同時全球經濟除了受疫情影響，它自身也出現了一個衰退的信號，疫情進一步加速了這樣一種經濟下行的速度，這個會不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呢，會不會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呢？如果全球經濟出現衰退，那么中國經濟也受到相應的影響，所以這些風險因素始終還是存在的，我們還是要加大風險防范的意識。
總體來講，我們國家在防控風險方面力度還是比較大的，這也是我們政策優勢所在，現在的政策還是比較側重于對于風險的防范方面，去年年初的時候，提到了有七大安全要守住，包括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安全，這個說明目前的政策導向還是以安全為首位，堅持底線思維。這樣來講，我覺得當市場出現非理性下跌的時候，恐怕也還是機會所在，因為我們政策立足于底線思維，這是我對資本市場的一個基本看法。
Q6:居民家庭的大類資產配置應該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