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劍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有名價值互聯網創始人。
在社會發展當中，重大的社會變革和科技創新之中經常伴隨著經濟學調整其基本理論假設的過程。2020 年一場全球生命健康危機引發百年未有的社會動蕩與經濟蕭條，人類商業模式和生活方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政府干預政策的預期和市場現實的響應大相徑庭。網絡互動的熱鬧和實體商業的蕭條判若云泥。我們不能抱怨現實世界的變化太快，而應該自省認知世界速度太慢。
面對空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政府舊有的政策工具已經耗盡，而且市場經濟已經出現了耐藥性。
值此緊要關頭，必須反思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基本原理，重新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當今世界，互聯網和智能科技使得全世界億萬人都置身于一個錯綜復雜的價值互聯網中。
價值互聯網是以人為本的共享價值網絡，以人機協同為形態的人工智能網絡，以數字資產為載體的價值流通網絡。
價值互聯網系統是人類社會現今網絡系統進化的最高形式。價值互聯網超越了信息互聯網的層次，實現了人與人之間以及智能系統與智能系統之間的全面的普遍的價值聯接與交換。
互聯網系統通過連接不同人群進一步提高了價值的產生與交易機會，互動服務被普遍的符號化和數字化。服務作為時間價值交換的過程是和心理活動密切相關的，
由于無形的服務難以像有形的商品一般量化
，難以形成科學規范化的價值評估模式。這正是數字經濟當中的關鍵問題。
傳統經濟理論所基于的基本假設在價值互聯網體系中是否依然存在？這是各學科領域最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傳統的經濟模型通過對各種實體商品和法定貨幣價值衡量的統計數據來研究生產和服務的價值。這些貨幣價格模型存在這一個共同經濟學基本假設，即在商品交換的經濟活動中，人的理性意味著人的自利性。然而，這一基本假設對互聯網社會人類的跨組織合作共事與相互服務行為缺乏解釋力。
基于自利性假設的傳統經濟學有兩個方面主要理論基礎，
一個是古典經濟學的社會分工的效率，交換必要性，資本積累等基本命題，一個是作為邊際效用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的效用和價格的概念。
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價值論
是在 19 世紀 70 年代初，由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和法國的瓦爾拉斯提出的，后由奧地利的龐巴維克和維塞爾加以發展的經濟學的價值理論之一。
其特點是以效用解釋價值形成過程，指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
；效用隨著人們消費的某種商品的不斷增加而遞減；
邊際效用就是某物品一系列遞減的效用中最后一個單位所具有的效用，即最小效用，它是衡量商品價值量的尺度。
它還提出了市場價格論，指出市場價格是在競爭條件下，買賣雙方對物品的評價彼此均衡的結果?，F有經濟學教科書中廣泛介紹馬歇爾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特點之一便是引入了“邊際增量”和“效用分析”。他認為考察經濟現象時邊際增量比總量更重要。因此，他運用邊際增量分析來說明需求和供給，并將這一方法運用于他的整個理論。同樣，邊際效用論者也將均衡分析法引入了經濟學。并以此作為其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提出市場價格是在競爭條件下買賣雙方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彼此均衡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傳統商品經濟的理論得以衍伸和發展。被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是基于理性人假設，“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每一個國家都必然追求其自身的利益的提高，與此同時，有意無意地犧牲他人利益”。相應地，經濟行為是基于各個主體之間的基本信息不對稱，因此自利行為不但不應當被限制，而且應該獎勵和提倡，以保證整個組織或者社會的效用最大化。
在此傳統經濟學范式之下，經典的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價格模型的前提假設是完全競爭市場。而參與完全競爭市場交易的人們似乎常常面臨的信任風險和道德風險。
然而，越來越多的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學者已經在各種組織層面上觀察到了協同與合作現象。2020中國政府和民眾聯合對疫情的抗擊就是典型的協同合作。特別是互聯網廣泛應用以來，產生了上億人互動的大規模網絡系統，其價值生成與互動事實特征與傳統經濟學所解釋和預測的商品市場行為存在巨大差異。
關于社交網絡和新型組織的一些研究發現，創新是一種超越了自私和理性的創造和分享價值的過程。
雖然社會互動的模式具有主觀性和時間和空間的偶然性，但仍然存在一個基本的原則，為他人全心全意服務在不同宗教信仰與文化中卻始終且普遍被認為是優秀的道德品質。同時，用傳統的效用和價格理論來解釋社會活動已經受到了來自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質疑。心理學家還發現了普遍的人們實際決策不遵從理性的現象，例如，當消費者感覺某一價格帶來的是“損失”而不是“收益”時，他們對價格就越敏感，這種“框架效應”代表了一個看似驚人的違反人類理性的經濟準則，但卻很難從生物學的角度進行解釋。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也開始認識到，不可能使用一個共同的效用函數來衡量不同的人的行為。因此，重新考慮社會中服務的本質特征對經濟學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反思會幫助我們確立新的理論基礎并建立一個新的框架和規律體系，得以識別服務和服務價值的因果效用和準確關系。
那么除了人的自利的因素之外，還有什么是影響服務發生與價值互動的關鍵因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在研究服務的發生原因及其價值的決定因素時，強調作為關鍵變量的時間，地點和網絡關系的重要性。許多生物，自然，社會和經濟現象服從時空演化的對數周期性規律。經濟學家現在承認一個現實，數字化和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人們相互交互的方式與社會環境，也同時改革了社會價值體系。服務交換和社交網絡之間的關系受到各個學科的關注，包括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有諸多發現。
與從理性和自私出發的傳統經濟學范式不同，服務的發生過程中，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行為合作與信息交流是不可或缺的。
服務價值不能獨立于受益人發生并交付，它自然地嵌入在服務過程中的社會網絡與信息網絡中。社會關系結構發揮著比個體效用函數更重要的作用。
近幾年有學者從博弈均衡的角度證明社會網絡矩陣的最小特征值對于社會經濟回報有著重要意義。
廣義上講，服務交換涉及眾多社會選擇和動態的非經濟因素，甚至對市場起著比個體自利性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社會網絡的研究當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經濟學研究仍以人們無差異的理性選擇作為基本假設建立效用模型來分析集體行為或者社交活動。事實上，所有人在所有時間都遵循的統一效用方程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人們在服務交易中基本共同特點是共享同一個自然時間和空間系統，而除此之外，很難有普遍的基本共同特點，比如，每個人的性格差異或者說外向性程度存在往往顯著差別，這會影響社會網路的形成和改變，忽視這些個體差異將無法讓我們認識和分析真實的動態價值互聯網。
長期以來，一直有研究將基于時間的價值測量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向和方法。然而這一視角在過去卻未得到應有的充分重視。
從經濟學角度講，時間價值反映了服務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稀缺性，其本質是通過從一個人時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而產生的利益和權利來研究人的行為。
因為服務和價值與協同共生，難分彼此，所以相對傳統經濟學從市場價格視角通過統一效用函數模型計量分析研究商品交易的方法，從時間價值視角出發通過橫截面或歷史數據研究服務和時間價值的因果關系是困難的。此外，比較整個社會中價值意味著要比較一系列具有不確定性和隨機性互動特性的復雜體系。例如，不同社會對時間花費的文化和社會規范是截然不同的，導致分析跨組織的時間價值更加困難。
從時間價值和社會關系而不是從商品價格與效用函數的視角來研究服務市場，會讓我們重新審視現有的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基礎理論。傳統的經濟學模型認為，服務交易市場與商品交易市場的價格機制沒有根本區別，都是由勞動力和專業化分工水平的供需決定的。這種模型只能是對經濟現象的一種粗糙的近似。在交易主體數量增多的情況下，供需定價的模型與現實市場價值的差距不斷顯現。典型的例子是對于市場中大量多品種小批量商品價格長尾現象的發現。二維的供求曲線模型很難對大量交易者的市場價格進行計算。
從廣義的價值網絡視角看，
商品與服務都只是人與人之間一定的社會價值關系，價格僅僅是這種關系的一種外在標識與契約符號。
傳統經濟學定義的使用價值涉及到作為商品的物的自然屬性或自然存在，而交換價值則涉及到作為商品的物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存在。
但是市場當中人們產生的貨幣的幻覺卻很容易將商品和價格看成是確實存在的，而將服務與價值看成是虛幻的。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也提到過：價值交易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就像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
隨著信息的獲得與傳輸成本降低，事物評價與測量的準確性提高，事實的數據開始打消人們貨幣的幻覺。可以預見，價值理論中的“時間”會被作為普遍的物質世界，精神世界，符號世界中事物的價值衡量而被廣泛運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我們已經意識到可以通過構建時間價值范式來分析服務價值問題。
在現實當中，道德因素，個體性格，文化傳承等等內生因素會影響人的決策行為，例如這次疫情中的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行為和表現巨大差異。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市場的人越多，專業分工越細，其效率越高。然而，這一假設推論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現的人口數量和生產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證據不一致。與商品市場不同，不少國家的服務市場人越多越混亂，效率越低。忽視信息，文化，與道德等等社會因素對市場的系統性作用，很難解釋清楚這些現象。因此，
非常有必要建立科學模型來澄清和解釋社交網絡服務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特點。
服務價值形成于價值互聯網并且反作用于價值互聯網。雖然數字化的價值互聯網在某些地區已經變得越來越流行，在現實世界中，很多服務還是主要通過弱關系的連接而產生的，不要求高度連接的“樞紐”的存在。認識到人是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并嵌入在社會環境中的，我們需要描述在不同抽象層次時間價值互動的秩序。這需要首先明確在不同價值互聯網中服務價值的普遍規律與形成機制問題。然后，才有可能理清時間價值交換如何與社會關系網絡互相影響，并解決如何對服務進行定量化估值的問題。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重新審視服務及其價值的概念與定義，并清晰闡述作為其基礎的時間價值理論。
時間價值經濟范式
價值互聯網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通過服務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網絡。
服務是在一段時間內兩個主體間的價值互動（多個主體間的相互服務仍可拆分為若干個雙向互動）。
服務供給方和服務接收方是協同共存的
，缺少任何一方其都不能獨立存在。同樣的，在一個服務中，供給的服務價值和接受到的服務價值是同時存在的。
所謂時間價值范式，討論的即是服務過程中的以時間為單位進行量化的價值評價方法，用于比較社會互動的經濟特征。
這個理論模型討論的是基于服務互動網絡的價值分析，因此，我們研究的邊界是價值互聯網中基于某種服務的一個價值網絡，所有參與服務的供給方或接受方均屬于該網絡。在任何時刻，每個人既可以選擇關注并服務他人，也可以選擇只關注并服務自己。服務提供者通過提供服務付出時間價值，同樣地，服務接受者通過接受他人的服務得到時間價值。服務提供者與服務接受者總是在當前情境的約束下選擇其認為最有價值的方式來決定自己做什么，而這種選擇標準是相對其認知和需求的，這就是時間價值相對性和時間價值最大化定律。
社會科學中的時間價值相對性與自然科學中的相對論原理是相通的。社會科學中的時間價值最大化定律與自然科學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是相通的。
服務對象越多的服務提供者擁有相對較高的時間價值。這樣，時間價值的量化就可以通過服務的價值網絡關系進行分析和計算。
由于服務和被服務這種同時存在的雙重關系，我們同樣定義兩種時間價值：
“出口價值”代表一個人服務他人的付出時間價值；“進口價值”則代表一個人得到服務的時間價值。
“出口價值”體現了一個人的對外服務能力，其值越高，說明這個人的服務能力越強；“進口價值”體現的則是一個人的“采購”或“吸引”服務能力，其值越高，說明這個人獲取服務的能力越強。另外，一個人所服務對象越多，這些服務對象的“進口價值”越高，則這個人的“出口價值”越高，同理，對作為服務接受者的人來講，服務其的對象越多，這些對象的“出口價值”越高，這個人的“進口價值”越高。
時間價值模型將服務描述為一個伴隨有向時間價值交互的社會互動。這樣的社會互動網絡可以非常簡單（如下圖所示），也可以非常復雜。
時間價值理論的研究范式核心在服務對象于利己和利他之間的權衡。
每個人每時每刻都會面臨選擇，或者自己為自己服務（如睡覺，讀書，思考等），或者關注自己并接受他人服務（如購物，治療，娛樂等），或者關注他人提供自己的服務（如銷售，授課，做工等）。盡管服務的發生，或者說社會行為具有很強的人文因素影響，以及時空上的不確定性，但仍然存在一個基本的普遍社會道德準則，即提倡為他人服務或關注自己。這一觀點并不是由利他假設推導而出，事實上，根據我們的理論，即便從利己角度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時間價值范式讓我們能夠構造一個適用于不同規模價值網絡的服務價值模型。根據這個模型，價值網絡當中任意時間存在一個服務價值互動的方程式。這組方程式的解為相對時間價值，人們相對服務價值的大小形成衡量其相對服務效率的排名。
服務價值模型反映出時間價值不但與社會結構有關，而且與互動方式有關。
真正決定互動方式的是人的意識與決策，然而社會結構形成了對服務價值一種約束條件。
表面看起來，社會當中的知名度越高影響力越大的人越稀缺，其服務價值越高。
價值網絡中服務價值主要依賴于網絡關系結構，個體外向程度，以及社會規范。明顯的，市場，政府，與道德在價值網絡演進與服務價值提升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厲以寧老師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是基礎性調節，政府對資源配置的調節是高層次的調節，政府的公共政策并非天使制定，也存在一定的不完善。市場和政府之外的道德文化力量通過對個體的性格與外向度產生作用，進而影響社會關系結構的演變。這種作用機制對于社會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特別是在社會開放和變革時期，政府的過度管制降低了人的服務價值，道德和文化力量釋放人的服務價值。
服務市場的經濟特征是由價值網絡真實結構決定的，而表面的價格與統計數據有時會誤導人群而增加交易成本。比如在網絡營銷當中，依據粉絲數量多少支付營銷代言費用，但是不考慮用戶之間的社會關系重要程度，會造成企業營銷費用的浪費。服務價值理論能夠幫助我們發現高價值服務。人們一般認為傳統上性格外向者關系多，因而有更高的服務價值，而性格內向者關系少，因而相對服務價值低。
事實上，真實數據的分析表明服務價值受到網絡結構，性格特征，以及規范文化等影響。一個內斂而秉承“無友不如己者”的人卻可能有很高的服務價值。
服務價值模型能夠幫助我們優化服務系統的管理。
因為時間價值反映了一個人服務效率的高低，所以對于完成定量服務，時間價值越高的人，其所需時間就越短。我們根據實證研究發現，
人群比例和完成某種特定服務所需時間往往會構成一個 S 曲線
，如上圖所示（縱坐標為目標人群占總人數的比例，橫坐標為目標服務時間除以最大服務時間的比率）。
曲線上的每一點分別代表在該所需服務時間程度下的目標人群比例
。只有一半的人具有相對其他人的比較優勢。例如，上圖中所示的比較優勢分界點的含義是， 50% 的人都可以在不超過最大所需服務時間的 22% 范圍內完成該服務。如果所有人都要按照最大所需服務時間安排進程，則對一半人存在至少 78% 的時間浪費。我們稱之為價值網絡服務能力的 S 曲線。S- 曲線與 20-80 原理在管理學中被廣泛提及，組織學習過程，創新擴散過程，市場滲透過程的研究都發現了有類似 S- 曲線的存在。然而，理論界一直缺乏對 S- 曲線基本原理的解釋。服務價值模型表明無標尺網絡結構的服務時間分布都是 S- 曲線。因此，
組織中人與人服務效率的差異很大程度是由于價值網絡本身的分形特征決定的
。
服務價值模型同樣可以用于解釋宏觀社會現象。
整個國家和社會是一個分層的價值網絡系統。我們知道，政府的任何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應該致力于追求全社會的帕累托最優，而非短期的局部收益。依據時間價值理論，政府對于經濟市場的影響和調控應以整體價值網絡的持續服務價值最大化為目標。
價值互聯網經濟原理揭示出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演化的相似之處。這對于認識市場，政府，道德在經濟中的作用，打通不同學科與不同學派之間的隔閡有著重要意義。哈耶克曾經指出，科學涉及復雜的多變量和非線性現象的解釋，經濟學的社會科學與偶然規則更像達爾文生物學之類的復雜科學。社會網絡中的服務價值的研究證實包括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復雜系統遵循分形結構的基本特征。我們從最簡單的公式開始提出的服務價值模型反映了社會規范和自然環境共同作用的演變過程中普遍的法則。其中，服務交換的本質是時間價值對立與統一的均衡，社交網絡內服務關系的斷開和重新連接受到社會的文化和規范影響。
從拓撲結構分析的角度，時間價值范式與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界分析方法有不謀而合之處。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而非傳統的資源配置問題。
同樣的，從時間價值范式來看，價值網絡中的時間分配和關系互動才是服務價值產生的關鍵。
隨著新型古典經濟學一同出現的超邊際分析從非線性規劃方法出發，建立決策和均衡模型，來解釋經濟活動。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活動時仍以商品作為主體進行研究，比如考慮不同種類商品的生產效率和成本，而在時間價值范式中，我們打破了這一傳統定義，將所有商品，服務，或機器計算均看作時間價值，商品的價值來自于其勞動時間融合成的社會關系，而服務的價值則體現在參與雙方的時間共享，機器計算的價值體現在對人的時間的節省。
時間價值分析方法從網絡化的視角，分析各個主體時間分配和共享，進而來計算各個主體的時間價值，衡量各種服務的價值。時間價值分析方法根據分形理論，宏觀系統與微觀系統遵循相同的拓撲規律，而運用矩陣回歸運算的方法進行分析計算，可以從網絡整體上分析和衡量服務價值的產生和大小。通過這一方法的研究證明價值互聯網中服務價值依賴于網絡關系結構，個體外向程度，以及社會規范。市場，政府，與道德在價值互聯網演進與服務價值提升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與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經濟學或結構經濟學之間存在長久的爭端。時間價值范式與服務價值模型嘗試從基礎層面調和了這一矛盾。
自由主義經濟學假定理想的自由市場的存在
。從古典經濟學開始的資產定價理論假定市場是完全信息的，所有的投資者都掌握所有市場信息，同時通貨可以順暢無阻的流通。然而，信息的缺失和網絡關系錯配在實際經濟中是經常發生的，在市場上的價格也經常受到扭曲和操縱。社會結構和規范影響了人口間的信息獲取。信息可以引起也可以抑制服務的價值形成于交易。而在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由一小群人組成的決策者必須決定資源的分配，但這些決策者卻永遠不會有足夠的信息來保證這種分配有效可靠。另一方面，僅僅在所謂的自由市場價格機制下，資源的有效交換和使用幾乎不能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當通信和信息阻礙，真正的價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惡化。如果差距足夠大，足以放慢經濟增長，破壞市場經濟，導致經濟危機發生。
根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干預是減緩這種“繁榮與蕭條”經濟周期效應必要的手段。
運用財政和貨幣措施，以減輕經濟衰退和蕭條的不利影響是必要的。林毅夫教授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中也指出，除了有效的市場機制，政府應該在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由于動態多樣的社會選擇與社會道德文化的演進，政府的干預常常具有局限性。
歷史證明，國家干預如果演變為價格管制與財政刺激，其副作用可能會大于效果。
所以在中國每次在經濟改革的重大決策當中，自由主義經濟學與結構經濟學的爭論就開始出現。
從時間價值范式與服務價值模型的視角來解釋，價值互聯網的形成必須依靠社會網絡和信息基礎設施，而社會交往中的規范與法制是一種必需公共契約，信息基礎設施是一種必需的公共資源。由于政府扮演著立法規范與信息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者的角色，國家干預在服務市場發展中成為必然。如何把握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的邊界是一個難題。
時間價值范式和服務價值模型指出，控制和自由之間的邊界決定于內生性的網絡結構，社會規范和信息基礎設施。
因為文化和規范，以及社會網絡的演化引起慣例的變化。這進一步產生偏見，社會影響和輿論觀點。價值互聯網中服務的價值根據通信機制和社會結構的不同而變化。
政府系統本身也是一個價值互聯網平臺，有服務價值也有服務成本。
在短期內，政府支出可能會增加工人的“出口價值”，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消費，減少失業。但長遠來看，政府應該向社會提供軟硬件基礎設施來保障社交網絡的良性增長。
在另一方面，如果雇傭很多的人來收集信息和設立監管的投資超出了的服務價值的回報，那么利用財政和貨幣措施便是不可行的。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中央計劃經濟的規劃和控制在二十世紀的失敗。
政府干預的成敗取決于其政策執行是否有利于價值互聯網中服務價值的提升。每個人的服務價值本身就是一種動態調整的相對比較優勢。
因此，給定一個開放的文化和多變的社會規范，最好的方法確實是充分發揮由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提升要素稟賦結構，維持產業升級，收入增長和減貧。因此，服務價值模型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與新結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存在相容之處，但對問題解釋更為簡單。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影響價值互聯網中服務價值的因素主要是網絡關系結構，個體外向程度，以及社會規范，而市場，政府和道德均對這三個因素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對于網絡關系結構來說，信息基礎設施與市場開放度的作用更加明顯；對于個體外向程度，道德和文化占據主導；最后，政府對社會規范的影響最顯著。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依賴這三個方面的共同作用。而政府干預是否有效應該基于這些認識做出判斷。
我們對自然或技術系統理解的效果體現在我們提高和改善他們的能力。隨著服務業的興起與價值互聯網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影響力與聲譽系統的建設受到重視。
服務價值模型提供了一個構建并改善這類服務系統的理論基礎。
例如，東方的社交網絡和西方的社交網絡有不同的“出口價值”和“進口價值”模式。而且社會環境的不同進一步改變了人們的外向型性格和社會結構。服務價值所形成的動態比較優勢，是個人、企業和國家之間進行互動和交易的主要原因。通過對預期“出口價值”和“進口價值”的計算，人們在比較優勢的范圍內形成最優的社會互動模式。雖然服務在原則上是無形的，但實際的服務價值敏感地依賴于網絡結構和社會規范。盡管如此，不確定性原理仍然適用于社會科學，因為社會制度涉及不勝枚舉的不確定因素。例如，當媒體不保持中立，將會直接扭曲價值互聯網的結構，進而破壞服務價值。那么價值互聯網能否被管理與控制呢？雖然控制理論提供了數學工具來指導工程和自然系統達到一個理想狀態，但我們仍然缺少控制復雜的自組織系統系統的系統框架和方法。然而，至少我們可以通過降低價值的偏差和噪聲來進一步完善的社會制度及其實施機制。通過提供基礎理論方法和工具以消除溝通的噪音并降低搜索和排序的成本，價值互聯網平臺可以提高社會中的總服務價值。
政府與企業一直在嘗試解決價值互聯網經濟系統的均衡控制問題，然而忽視了舊有基礎經濟理論和會計方法的假設已經失效了。
各國政府通過法定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策略努力經常被社會中的意識型態與文化潮流所淹沒。
例如 Facebook 這樣的互聯網科技企業嘗試以其社會網絡數據優勢和運用區塊鏈技術組織數字貨幣 Libra 來控制價值媒介。但是 Libra 的貨幣價值錨點在國際法幣的組合，這本質依然是類似早已存在的 SDR 一籃子儲備貨幣機制，依然存在人為的貨幣操控問題。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建立數字貨幣體系，最能體現人的真實價值的通證才是好的價值媒介。
總之，價值互聯網的經濟原理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方法和思路來研究社會的創新和發展。在當今世界，服務已被稱為最基本的社會現象，構筑在價值互聯網上的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我們需要在價值科學與數字經濟領域做更多跨學科的系統研究，進而開辟一個系統思考和深入實踐的新領域。
溫馨提示：點擊附件可下載《價值互聯網的經濟原理 》全文；或至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后臺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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