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大成
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副院長
兼物流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數字經濟范疇較廣，主要有
兩個與產業結合的維度，一個維度是產業數字化
，即利用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對傳統產業進行升級改造以降本增效，如虛擬制造等；
另一個維度則是數字產業化
，即利用數字技術形成新的數字產業，如大數據、云計算和智慧城市等。數字經濟中有面向技術的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和物聯網等；也有面向應用的數字孿生城市、數字金融和數字文化等。而數字經濟新業態更多指的是新的數字產業。
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中統計，2018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
31.3 萬億元
，增長 20.9%，占 GDP 比重達到 34.8%；就業崗位 1.91 億元，增長 11.5%，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 24.6%。而具體統計數字經濟新業態企業，騰訊 2019 年營收 3772.89 億元，凈利潤達到 933.1 億元，其中游戲收入 1147 億元，云服務收入 170 億元；字節跳動 2019 年營收 1400 億元，增長 280%，其中廣告收入 1200 億元（引自《一線》）；快手 2019 年總收入 500 億元，其中僅直播就接近 300 億元，超過 2000 萬人通過快手平臺獲得收入，超過 500 萬人來自國家級貧困縣區。
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經濟新業態增長的速度屬于各行業的領跑者，
首先
源于傳統產業多數供大于求，投資回報邊際效率變低；
其次
源于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結合減少了供需對接的誤差，由此降低了成本；
第三
源于數字經濟低成本高效率擴展了傳統產業供需兩端差異化和個性化的市場；
第四
源于數字經濟自身的邊際成本趨于零。
3 月 17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提出要對“互聯網+”、平臺經濟等加大支持力度，發展數字經濟新業態，催生新崗位新職業。
立足點主要聚焦在疫情下通過數字經濟新業態提振市場、拉動經濟和促進就業。
此次疫情來勢洶洶，傳染性強，很快蔓延全球。疫情隔離疊加 2019 年下半年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和石油價格戰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金融風險加劇和經濟嚴重下滑，特別是美股 10 天內 4 次熔斷，導致美聯儲將利息降至 0 并重啟量化寬松（QE），必然給中國經濟金融和社會治理帶來極大的沖擊。
2014 年中央首提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經濟新常態”，近兩年更是隨時面對中美貿易沖突，此次疫情更是直接作用于經濟層面，許多中小微企業舉步維艱，呈現倒閉風險。中央必然為穩就業、穩民生而快出政策，出強政策，數字經濟新業態在以往積極推進的基礎上又承擔了新的使命。
疫情下積極推進數字經濟新業態有六個方面的優勢。
第一是可應急，抵御此次疾風驟雨式的全球性金融風險和經濟沖擊。
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美歐等發達國家選擇與中國同樣的封城隔離方案，但也同樣面臨因隔離阻斷的經濟秩序。美國道瓊斯指數以 35% 的下跌速度超過了大蕭條和 2008 年金融危機，摩根大通預測美國經濟第二季度將下跌 14%，歐盟將下跌 22%，英國將下跌 4.2%。
歐美經濟下滑及救市政策將會迅速傳遞到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疫情影響的不僅僅是供應鏈中斷、供給側的矛盾，也包括需求側的嚴重下滑，而金融危機傳遞的則完全是需求側的危機，在數字經濟新業態的投資可以最快最有效率地傳遞到新需求市場。
第二是穩就業，特別是利用數字經濟新業態的特點保底層就業崗位。
中國民營企業吸納 90% 的就業崗位，然而除去部分頭部企業外，中小微民營企業普遍現金流不足、抵御風險能力弱，平均壽命只有 2.7 年。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最近的調查報告指出
85.01
% 的中小民營企業無法維持 3 個月的生存，
29.58%
的中小民營企業已知的營收下降幅度超過 50%。
中央要求國企面對 800 多萬應屆大學畢業生增加崗位，但比例有限且覆蓋面窄，而直播帶貨、微商電商、快遞小哥等數字經濟新業態自雇性強、覆蓋人群廣、市場化程度高，特別是對政府依賴性小，就業反彈小，可能成為底層就業崗位的主戰場。
第三是可持續，不能僅僅因為暫時性的疫情和全球性金融恐慌。
實際上從信息技術向網絡技術進而向數字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家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產業，2005 年就針對促進電子商務發展形成國家政策，2015 年提出“互聯網+”，2017 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將數字經濟作為國家戰略，此次更是將數字經濟新業態定位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與此同時，疫后數字經濟新業態如 5G、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會更加持續發力，形成短期穩就業、穩民生，中長期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有力抓手。
第四是利防疫，有效利用數字經濟無物理接觸或少物理接觸的典型特征。
此次疫情病毒來源及傳播途徑的高度不確定性使得物理隔離成為最有效方法，但在防疫隔離和復工復產兩難下恰恰是數字經濟新業態最好地利用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既實現了市場增長，又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接觸。
第五是有基礎，中國的數字經濟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市場上都已經夯實了持續發展的基礎。
數字經濟依托的技術包括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依賴的市場包括互聯網經濟、移動互聯網經濟和物聯網經濟。盡管中國在技術上還處于整體緊跟、局部突破的狀態，但在市場上卻處于全球前列，互聯網用戶規模和經濟規模指數都位居全球第一。今年預計全國 5G 投資 5000 億元、數據中心投資 1000 億元、人工智能投資 350 億元，進一步在以往基礎上加大了中國在數字經濟新業務的領先優勢。
第六是能聯動，通過數字經濟帶動傳統產業發展，通過數字經濟新業態帶動傳統經濟發展。
中國是“制造大國”但不是“制造強國”，是“世界工廠”但不是“世界公司”。
“大云移物智”和 5G、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產業會進一步融合傳統一二三產業，數字化電商、數字化零售、數字化教育、數字化辦公及數字化醫療等行業會融合傳統經濟，使得供需對接更精準、資源配置成本更低、響應更快、周期等短。
國家發改委將發展數字經濟新業態的困難歸納為“轉型能力不夠”、“轉型成本偏高”和“轉型陣痛期較長”三種，這種認識比較精準，
但還需要考慮三個突出的約束和困難。
首先要以政策紅利要以市場為導向。
以智慧城市為例，在全球 1000 個示范智慧城市中，中國就擁有 600 個，但是此次疫情可以見到所謂智慧城市在疫情初期的無序與慌亂，直至今日各地政策的矛盾和沖突。即便沒有疫情的檢驗，廣大市民在智慧城市上的獲得感普遍不強甚至更低，政府買單的企業服務遠不如網絡電商、移動支付、移動導航、共享單車和快遞/外賣等市場化數字經濟給市民帶來強烈的獲得感。
新業態的創新只能依靠非壟斷的市場機制運行才能產生。
其次是政策要根植于文化。
之所以此次防疫中各地政策沖突的核心在于各級政府承擔責任過大，過度問責和懶政心理導致防疫政策的層層加碼，必然造成整個系統的沖突。
新業態的創新本就有一定的風險性，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應配套給與各級政府對失敗的容忍度，特別是創新免責的寬容度。
第三是投資要傳遞到底而防止“白手套”截留。
“新基建”等經濟刺激政策未必能彌補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硬缺口”?？v觀全球，經濟新業態創新的主體一定在市場化的中小微企業，而中小微企業最大的運行瓶頸和風險是在現金流，國家層面面向中小微企業融資的政策紅利因為其自身信用不足和基層銀行管理者的避責心理而只能形成金融體系內部空轉，
只有推進供應鏈產業生態中以實際發生的運營為信用依托的供應鏈金融才有可能推動中小微企業創新新業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