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國正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地跟世界合作，向世界開放呈現出了新特征。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的對外開放取得了重大新成果。在新發展格局下，黨的二十大部署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五大新任務。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
什么叫作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循環，如果進出口貿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占 GDP 的比重在 60% 以上是以外循環為主體，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在 40% 以內則是以內循環為主體。
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對于我國來說是重要發展戰略。我國從 1950 年到 2050 年這 100 年的時間里，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三種類型。
第一個階段，是 1950 年到 1980 年，我國經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內循環。當時之所以封閉，不是我們不想開放。由于很多國家都對中國進行經濟、社會、科技、貿易等全方位的封鎖，想開放開放不了，每年進出口貿易占 GDP 不到 10%，所以那個時候是以相對封閉的內循環為主。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黨的十八大之前，是一個以外循環為主牽引內循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經濟運行特點是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循環為主，通過“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經過近 30 年的改革開放，2006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達到 71%。
第三個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審時度勢、順勢而為，提出了經濟發展新常態，并著力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擴展經濟的內生動力，我國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進一步逐年下降，2016 年降到了 38%，形成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為什么現在要構建新發展格局？這里面有一個經濟發展的邏輯。2013 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達到世界第一，占全球貿易量的 30%，非常大的基數，如果每年還以百分之十幾的量增長，增量這塊比許多國家全部貿易總量還多，很容易引發國際貿易摩擦。
此外，2010 年中國勞動力進入拐點，同時我們土地成本、各種要素成本和生態環保要求成本提高，再靠消耗大量資源，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已比較吃虧、不合時宜。
再有是最重要的，全世界近 80 年的經濟發展有個邏輯，發展中的大國總是以進出口貿易的外循環為主，拉動自己的經濟發展，世界經濟強國一定是以內循環為主。比如美國，從 1950 年到現在的 70 多年里，任何一年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從來都在 30%左右。2022 年，歐盟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就是 35%。日本經濟分兩段，在 1945 年到 1975 年產業重新振興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拼命依靠國際市場來拉動自己，這一階段貨物貿易占 68%左右，服務貿易占 7%左右，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達到 75%，以外循環為主。1975 年以后，日本進入世界經濟強國行列，到現在 40 多年時間，這一階段每年的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35%左右。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大國成為強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
現在試想一下，如果我們 2016 年還是 70% 以上的進出口貿易比重，2017 年特朗普上臺打貿易戰、加關稅，拜登搞封鎖、脫鉤，再遇上新冠疫情，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進出口貿易比重從 70% 降到現在的 38% 多，國民經濟就會很被動。但是我們在 2016 年已經自主降到了 38%，并且 2017 年到 2023 年連續 7 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始終保持在 38% 左右，保持了堅定的韌性和抗沖擊能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穩如磐石。
2006 年到 2010 年是被動調節，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美國、歐洲購買力下降，我國出口受到較大沖擊，到 2010 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占 GDP 的比重降到了 55%；2011 年到 2016 年是主動調整，2016 年降到了38%，10 年時間從 71 個百分點降至 38 個，新發展格局悄然形成。但是，保持進出口貿易總額占 GDP的比重在 40% 以內，只是新發展格局的框架比例，要真正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內涵，還要有五條：一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形成自立自強科技創新能力；二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中國大市場的規模優勢；三是要通過擴鏈強鏈補鏈，形成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上中下游產業鏈垂直整合一體化的制造業體系；四是要提高最終消費占 GDP 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顯著提高；五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些內涵，將在中國正在推進的“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得以實現。
在新發展格局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際上并不妨礙開放。中央提出來的戰略，是在新發展格局下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這 10 年的開放和過去 40 年的開放既一脈相承，又呈現出新發展格局下的五個新特征。
一是在投資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引進來，也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投資。據統計，1979-2012 年這 34 年里，中國境外投資一共約 5000 億美元；而僅在 2017-2021 年這 5 年時間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就達到了約 7700 億美元。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投資的特征已經很明晰地顯現出來了。
二是在貿易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并重。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的貨物可能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初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般都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貨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成為世界貨幣，也可與各國直接結算。另外，我國關稅總水平已降至 7.3%，今后還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這樣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費者進口成本，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增加群眾消費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進口，促進實現進出口平衡，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創造條件；三是有利于在經貿談判中占據主動，進口規模大了，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話語權自然也大了。中國在 2021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這都跟我們市場規模大、降關稅和增加進口有關。
三是在區域開放政策上，從過去幾十年的沿海地區開放為先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2010 年以前，我國各類國家級的開放措施都是從沿海開始的：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推出的 14 個開放城市、27 個經濟技術開發區都在沿海；20 世紀 80 年代中后期推出的五大特區都在沿海；20 世紀 90 年代推出的新區開發——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也都在沿海。黨的十八大以后，新的開放措施都是東西南北中一體化開放。在內陸批準了 12 個新區，沿海增加了 5 個，再加上原來的上海和天津，現在全國一共 19 個新區。又如，保稅區也從沿海推廣到了中西部地區。本質上，開放是一種理念、一種制度、一種辦事的方式，和區位無關。德國在西歐的中部，誰能說德國社會開放度比西班牙開放度低？中國過去的開放是以沿海為主，現在轉向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
四是在產業政策上，從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以往，中國引入的外資主要集中在工業、百貨、建筑業和房地產等產品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領域，對金融業、服務貿易等無形領域，如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和證券公司，以及教育、醫療、服務業和文化藝術等約束還有很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對服務業、金融業和工商產業的外資企業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競爭中性等，實現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開放?，F在中國開放度越來越高，開放策略已經轉變為寬領域、多渠道、全方位的一種新模式。
五是在全球外貿秩序治理方面，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國際貿易國，不管是投資領域還是貿易領域，中國都有重要的影響力和發言權。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要積極地參與對國際貿易規則的修改，一起參與談判確立國際貿易規則中新的制度，所以中國不僅是適應現行的國際貿易規則，而且開始介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和修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國現在是 WTO 的全面支持者，也是 WTO 改革的重要推進者。第二，在雙邊或者地區間自由貿易協定（FTA）新的貿易規則討論談判當中，中國既是雙邊貿易談判的推動者和積極參與者，同時也為了中國人的利益和國際貿易規則的公平合理，參與各個貿易規則的討論、談判?！秴^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已于 2022 年正式生效，標志著目前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而中國正是 RCEP 談判的堅定支持者，在 RCEP 推進中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已有 150 多個國家和 30 多個國際組織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大家庭，這其中經濟規則的導向制定，中國起重要作用。
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取得了
三個趨勢性、結構性的新成就
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在出口產品結構、加工制造方式、引進外資總量三個方面實現了良好的趨勢性、結構性、基礎性變化：
一是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在商品結構上發生了根本性、基礎性、基本面意義的變化。具體來說，從 1980 年代、1990 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中國工業出口產品始終保持著一個特點，即 70% 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輕工、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等，剩下 30% 是機電產品。然而，到了 2023 年，中國的出口總量達到了驚人的 3.3 萬億美元，與 2010 年的 1.6 萬億美元相比，翻了一番左右。在這些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和電子信息等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品占比高達 90%。與之相反，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只占 10% 。這一增長的背后，是中國制造業在規模效應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綜合成本，使得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裝備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具備了巨大的國際競爭力。
曾經，“中國制造”被貼上了廉價的標簽，過去我們常說“ 10 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讓人扼腕。如今，中國高鐵、手機、電腦、清潔能源裝備、新能源車、港機、礦山機械等產品異軍突起、享譽世界，在國際產業格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可以換一個說法，我們用幾臺大型港口起重機就可換取數億美元，用以購買大量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資源，或豬肉、牛肉等大量農產品?？梢哉f，如今的出口結構與過去相比，實現了 180 度轉變，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項利好。
二是進出口貿易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加工貿易曾是中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占進出口的比重最高達 50%。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借雞生蛋”最突出特征就是，原材料、零部件從國外進口，通過國內淺層次的加工、組合形成產品再銷售到國際市場。這種生產方式附加值低，企業的利潤也不高。
當下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比重已經大幅度下降，2022 年我國加工貿易占進出口總值的 20.1%，一般貿易的比重達到 63.7%，其余的 16.2%為農產品、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加工貿易、一般貿易比重的變化，很好地詮釋了中國制造業生產方式的升級轉換。中國加工貿易從過去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已轉變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實現了原材料、零部件 70%～80% 在中國本土生產，形成了中國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產業鏈集群，生產的產品既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也銷售到世界各地。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化，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制造的附加值，推動了中國制造的結構優化，催生了中國產業新技術、新制造、新業態的加速“自主孵化”，以新質生產力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是引進外資規模逐年增長。過去 40 多年，中國引進外資（FDI）連創新高，從 1980 年代平均每年 20 億美元，到 1990 年代平均每年 300 億美元，再到 2000-2010 年平均每年 600 多億美元，再到 2011-2020 年平均每年 1200 多億美元，再到過去幾年平均每年 1600 億美元，中國持續多年成為引進外資的第二大國?？梢灶A見，未來中國仍將是外資最為青睞的目的地之一。
許多人認為 2020 年至 2022 年新冠疫情期間，外資必然下滑，因為疫情限制了出國考察和合資談判的次數。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三年期間，中國每年平均引進外資的量達到了 1700 億美元。2022 年更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引進外資最多的一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 1891 億美元。德國總理朔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于 2022 年、2023 年帶著企業家代表團訪華。因為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短缺、成本提高，歐洲的一些制造業企業就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與 2021 年相比，2022 年歐洲對華投資大幅增長 70%，達到了 121 億美元。
事實表明，盡管這幾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貿易戰和新冠疫情受到沖擊，但外資對中國投資不降反增。原因很明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更深層次開放政策帶來的穩定的環境，吸引了全球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面對近年來國際相對動蕩的困境，跨國公司不得不考慮長遠發展，并尋找資源更穩定、市場更大的新投資地，中國恰好成為他們的理想選擇。不管是從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講，還是從資本的角度講，中國依然是全球最佳的投資“熱土”。
黨的二十大再次強調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出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為此，部署了五個方面的任務：
一是以推動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貫通內外循環。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由過去在沿海地區通過設置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從事加工貿易、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要素流量型開放，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穩步擴大規制、規則、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新階段。要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讓中國的超大規模單一市場成為全球要素資源強大引力場，這就需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讓內循環與外循環有效貫通起來。
具體而言，一方面，就是要對標國際先進水平，加快調整完善國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促進內外貿標準銜接、檢驗認證銜接、監管銜接，推進內外貿產品同線同標同質。要聚焦企業需求和市場反饋及時優化政策，切實打通阻礙內外貿一體化的關鍵堵點，助力企業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順暢切換。要優化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環境，落實好相關財政金融支持政策，共同促進內外貿高質量發展。支持市場主體內外貿一體化經營，促進內外貿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向研發設計、關鍵零部件生產、維修與再制造、銷售結算等產業鏈中高端延伸；依托開放平臺開展內外貿一體化試點，打造內外貿融合發展平臺，支持建設內外貿“一站式”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圍繞我國對外開放長期存在的短板領域，如金融服務、教育醫療衛生養老和數字經濟等，繼續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同時要在國民待遇、公平競爭、知識產權、環境保護、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等方面繼續深化改革，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
另外，就是要加強跨境電子商務貿易的發展。國內電子商務做得風生水起，跨境電子商務雖有長足發展，但總體規模還很小。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內外貿“兩張皮”的問題。今年 6 月，商務部等九部門出臺了《關于拓展跨境電商出口推進海外倉建設的意見》，從 5 個方面提出了 15 項具體措施，包括積極培育跨境電商業務主體、增強金融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與物流體系優化、提升監管與服務水平以及積極開展標準規則的國際化合作與建設等，其內涵就是有效解決內外貿“兩張皮”的問題，積極推動電子商務內外貿一體化發展。
二是以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為重點，建設貿易強國。過去 10 年，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主要是由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所推動。中國已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要成為貿易強國必須在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上發力。近年來，我國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服務貿易規模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二位。但對比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高附加值的行業結構，對比我國 40 年來貨物貿易的發展速度，我國服務貿易存在逆差規模大、結構效益不高等問題，巨量的貨物貿易對服務貿易發展理應具有的帶動優勢沒有發揮出來。去年，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 6.88 萬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 1.72 萬億美元，占比為 25%。歐盟 27 國 2022 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 5.58 萬億歐元，其中服務貿易 2.43 萬億歐元，占比為 43.5%。中國去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 6.81 萬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 0.87 萬億美元，占比只有 12.8%。從這些對比的數據不難看出，中國的服務貿易占比偏低，其發展大有可為。
作為服務貿易中最具潛力、發展空間最大的數字貿易，近年發展迅猛。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告數據顯示，全球數字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已由 2011 年的 48%增長至 2020 年的 63.6%。中國在這方面有基礎有優勢，而且已經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梢灶A見，未來我國服務貿易占全部貿易額的比重將逐步提升，服務貿易中數字貿易的比重將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數字貿易將與貨物貿易一道共同支撐中國貿易強國建設。
三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帶動全域全方位對外開放。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改變世界經濟版圖的同時，也在深刻影響和塑造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其中，“中歐班列”的開行和運營，堪稱共建“一帶一路”的典范。在中歐班列的帶動下，沿線通道經濟、口岸經濟、樞紐經濟快速發展，為內陸城市對外開放拓展了新空間。邁入新征程，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突破一些瓶頸和障礙，加快形成以中歐班列為依托、沿線主要樞紐為支撐、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的國際經貿合作大通道。特別是要考慮通過運力布局的優化調整，為帶動全域全方位對外開放作出新的更大貢獻。若提升了北上兩通道的運輸和通行能力，將給東北地區開放帶來新的契機。除了北上（東中兩通道）、西出（西通道）兩大戰略方向，還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個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另一個是以中老、中越、中緬三大通道為依托、面向中南半島的南向通道。這些通道在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無縫連接在一起的同時，也將帶動相關區域的對外開放邁上新臺階。此外，各地還可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產業條件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建設空中絲綢之路、網上絲綢之路等特色合作，提高開放層次和水平。
四是實施“自貿港＋自貿試驗區＋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戰略。黨的二十大提出“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我認為需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推動重塑經濟發展動力、區域分工格局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如何發揮自貿港、自貿試驗區開放優勢，推動創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動，進而吸引集聚國際創新資源，打造國際創新合作平臺？這既是提升創新能力、建設科技強國的內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脫鉤、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戰略需要。從產業發展需要看，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低碳經濟對監管的標準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和監管問題都可以在自貿港、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廣。
二是如何通過自由貿易港和自貿試驗區的探索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共同推進自由貿易協定服務？近年來，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正醞釀超越 WTO 的高標準經貿規則。同時，中國參與的 RCEP 已順利簽署實施，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如期完成，已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偟膩砜?，國際經貿規則演進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關稅”“零壁壘”和“零補貼”，由邊境外措施向邊境后開放轉變，更加強調營商環境的趨同化。這要求自貿港、自貿試驗區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標準和更實的舉措開展創新探索和壓力測試，重點圍繞高水平經貿規則所涉及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權利保護、競爭中性、數字貿易以及教育、醫療公共服務開放等八個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為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新規則談判和全球經濟治理探索新經驗、形成新示范。
五是以“人民幣國際化＋高質量走出去”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根據 SWIFT 的數據，2023 年 12 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清算中的使用比例達到 4.14%，與 2021 年比同期相比上升了近 2 個百分點，也就是這兩年差不多每年以增加 1 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升，目前已經是第四大支付結算貨幣。越來越多的境外市場主體在考慮使用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用于對華貿易。隨著我國人民幣互換安排、清算網絡日益健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選擇使用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也有越來越多的境內工商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傾向于使用人民幣作為合同的計價貨幣。
在儲備貨幣方面，自 2022 年 8 月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在其中的權重由此前 10.92% 上調至 12.28%。應該說，這些進展十分喜人。但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人民幣的國際化地位總體上與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其國際化仍有很大的空間，有大量工作要做。
從全球貨幣格局看，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 GDP 占全球的 25%，但國際支付中將近 50% 是用美元計價和結算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接近 60%。第二類是歐元、英鎊、日元等，這些貨幣對應的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分別與這些貨幣在全球市場中的比重大致相當。第三類是其他經濟體，其貨幣地位遠低于其 GDP 在全球中的比例。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3 年 GDP 占全球比重達到 17%。未來，人民幣國際化至少要實現與歐元、英鎊、日元相當的地位，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相當。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內容。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
第一，繼續推動中國跨境貿易以人民幣計價、人民幣結算。當前，我國對外貿易再創新高，特別是未來將增加進口。2023 年前 9 個月，貨物貿易項下使用人民幣結算的比例達到 24.4%。而且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持續推進，特別是隨著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的深化，預計到 2030 年，這一比例將達到 35%；到 2035 年將達到 45%。以此為基礎，預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結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 1 個百分點，到 2035 年人民幣在支付結算中的比重將達到 17% 左右。
第二，繼續改善服務，為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提供跨境人民幣結算服務。2023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 2.38 萬億元，增長 15.6%，跨境電商成為全球貿易的新勢力，成為推動中國貿易發展的重要動能。通過推進通關、稅務、外匯等監管創新，營造有利于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未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觸電上網”，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應用。
第三，繼續擴大開放，為“引進來”“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融資服務。過去 40 多年，中國引進外資連創新高，可以預見，未來中國仍將是外資最為青睞的目的地之一。這個過程中，外資進入中國，可以是外幣，也可以是人民幣。外資以人民幣進入，可以成為人民幣的回流機制。同時，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也可以用人民幣作為主要幣種，帶動人民幣走出去。這樣一來一去，形成人民幣雙向循環的良性機制。
第四，加快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目前，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已經成為主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其中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接下來要繼續發揮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進一步豐富人民幣產品，為人民幣離岸投融資提供更好的標的。同時，注意到 RCEP 區域也是人民幣跨境使用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推動人民幣在 RCEP 區域使用也是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的重要方向。
近年來，圍繞資本項下可兌換，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項下自由兌換有聯系也有區別。不是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就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就能水到渠成，而是反過來，只有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一定程度，才是資本項下自由兌換的必要條件。這里面實際上是金融開放與安全的權衡。什么時候人民幣國際化水平達到與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當的程度，資本項下更加自由的兌換才具備了必要條件。
*本文根據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中山大學的演講內容整理，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4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