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2 日，第三屆國有企業改革與創新論壇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弗里曼講席教授白重恩為論壇致辭。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國務院國資委原秘書長彭華崗受邀在論壇發表主旨演講。圍繞國企產業改革和創新發展，論壇還邀請了來自部分央企和北京市屬國企相關負責人展開圓桌研討。
以下為黃奇帆在本次論壇的發言內容，特此分享，以饗讀者。
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比重、基本運作方式以及當下面臨的問題
黃奇帆
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按照會議的主題要求，我從五個方面就國有企業的發展和運行問題談一些思考和認識：一是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問題；二是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問題；三是國有企業的資本運營和資本投資問題；四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途徑問題；五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國有企業未來的經營發展方式指明了方向，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存在的意義。一個總體的認識是，國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具體來看，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社會中的具體功能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國有企業在我國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方面起著引領性、基礎性作用。
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投資建設前期投入高、產出回報慢，不是短期市場行為，也不是急功近利者關注的重點。盡管現在已有一些基建項目可以通過 PPP 的方式吸引非公有經濟參與，但相當一部分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項目只能由國有企業來建設。例如，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高鐵項目的資金量很大，回報不會很高、很快，但高鐵項目對于改善居民生活、拉動地區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修建一千米高鐵軌道需要 1.5 億~2 億元，可能需要 40~50 年才能收回投入成本，操作中又必須要由企業主體去承擔回報周期這樣長的項目，這時也只能由國有企業發揮其引領性和基礎性作用。
第二，在國家相關產業發展進入危機和艱難的時刻，國有企業是穩定力量和中堅力量。
在國民經濟局部領域發生危機之時，政府不能僅僅作為市場的旁觀者、守夜人，也應當有所作為，發揮政府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協調作用。在危機時進場托盤，危機過后擇時退出，使危機中的企業擺脫困境、安然重生。當然，這樣的協調工作有些不宜由政府直接參與操作，而由國有企業出面，采取一些準市場化的手段，往往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018 年，政府在解決輿論熱議的民營企業質押穿透平倉問題時，國有資本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在落實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國有企業將是一股重要的杠桿傳遞力量。
所有企業都要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積極響應和落實國家的相關政策，這對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國有企業不僅能夠遵守國家調控政策的紀律，同時還能夠成為幫助政府將調控政策全面實施到位的重要杠桿力量，這種傳遞功能不容忽視。
第四，國有企業在國家財力上也扮演著“準政府”角色，甚至可以說是政府第三財政的一個重要財力來源。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由三個部分組成：其一，預算內稅費收入，用于保障政府基本運行、公務員工資；其二，預算外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讓金，用于保障日常建設需要；其三，國有資本預算收入。國有資本對地方財政的貢獻往往有兩種，一種是每年繳納一定的利潤給地方財政，也就是國有資本預算收入。目前，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是 20%，這個比例最初是 10%，而再過幾年可能要提高到 30%，這是一個紅利預算。除此以外，國有企業對地方政府還有另一種貢獻—承擔義務。比如某些投融資平臺類國有企業會幫地方政府完成一些事，但地方政府有時并沒有把資金給足，實際上是國有企業用自己的效益來進行沖抵的。這相當于，地方政府既要做事，又要減少開支，國有企業替地方政府承擔了一部分開支壓力。在計算這類國有企業效益的時候，懂行的審計者會幫助國有企業算清這筆賬，這部分效益損失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的一種支撐。
第五，國有企業是促進社會公平的一股重要力量。
鄧小平同志曾講過，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現階段，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基礎作用，也主?要依靠國有資本的收益。
總而言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重要基礎之一，并且在上述五個方面表現出了更為具體的功能。一方面，在國民經濟建設發展過程中，按照常規的生產經營、投入產出概念進行的各種基建投資、公共服務、技術改進、生產力發展，都需要國有資本的注入。另一方面，國有資本規模非常龐大，更應該利用資本市場的手段來進行資本運作，資本運作和資產重組應該是國有資本優勝劣汰的基本常態，應該成為國有資本健康發展的一個基本手段。換句話說，掌握著幾十億，上百億甚至上千億國有資本的企業管理者，除了考慮日常生產經營、采購影響等事情外，更重要的一點是抓好資本運營、資產重組，這對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優化配置、更好地發揮五大功能會大有助益。
我們國家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堅定不移的搞好國有經濟，也堅定不移的搞活民營企業，這兩個堅定不移是始終不渝的。在這兩個“堅定不移”推動下，我們國家的民營經濟從 1979 年 20% 的比例，上升到了現在的 60%，我們經常說的非公經濟在國民經濟占比達到“5、6、7、8”，50% 的稅收、60% 的經濟比重、70% 的研發投入、80% 的勞動力就業數。
最近幾年，經常有人討論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的問題，好像這幾年民營經濟發展不夠快，是不是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比重發展的更快擠占了民營經濟的比重。我這里想說的一個觀點，這些都是誤解，都是對數據邏輯理解得不確切、缺乏基本概念產生的一個誤解。我認為，我們這么多年，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各級政府對支持發展民營經濟、加快民營經濟發展，是不遺余力的，是堅定不移的。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一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著重大的推進作用、不可磨滅的作用，不論是 80 年代、90 年代，新世紀初的十年，以至于到現在，在這個立場態度上，我們黨、我們國家始終是沒有變化的。
大家有時候會有一個感覺，比如廣東省，他因為非公經濟發展的很快，到 2000 年的時候你去查廣東省 GDP 的數據，外資和民營等非公經濟已經達到 70% 幾的 GDP，今天的廣東省非公經濟比重也是 70% 幾，你是不是能得到結論，十幾年下來廣東省怎么非公經濟比重上不去了，以前上的多，現在上的不多，是不是現在思路變了，不想發展非公經濟了。錯了，不是這么回事。如果以為非公經濟比重可以從 70% 漲到 80% 幾、漲到 90% 幾才是正常的，我可以說在美國都做不到。
同樣我們也可以看到，浙江的非公經濟比重早在 2000 年左右的時候，他也是發展的很快的，浙江的非公經濟占 GDP 的比重在 80 年代、90 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增長的快，到 2000 年之后他就到了 71%，比廣東省低一點，低兩三個點。今天浙江省經過了十幾年、二十年，是不是就變成了 81%、91% 呢?也不是，也是 70%多一點。江蘇省也是非公經濟發展?很快的，2000 年左右是 68%，現在也差不多 68%、70%。
我講這段意思，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到位、發展最快的幾個地方，在 80 年代、90 年代非公經濟迅速崛起，新世紀初到了 70% 左右、68%，70%、73%、74%，為什么這十幾年漲不動了呢?是國進民退了還是怎么了?都不是，是天花板到了，任何一個國家都有 20% 左右的國有經濟是固化的，美國如此，德國如此，法國如此，新加坡如此，所有國家都如此。
每個國家都有占 GDP25% 甚至 30% 左右的財政稅收收入。作為政府每年必定有多少財政收入就會花掉多少，給公務員發工資，給事業單位的人發工資，就表現為當年的國民收入 GDP 的一部分。同樣，政府拿一定的財政資金進行投資，也會產生 GDP。教育、衛生、文化撥款投資都會產生 GDP。大體上一個政府如果財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 30%，花完以后產生的 GDP 就會有 20% 左右，所以美國的 GDP 中也有 20% 左右是國有的，不是企業創造的，是政府運行的行為創造的，歐洲也如此，所有國家都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的 GDP 中也有 20% 多稅收，再加上政府還有非稅收入，以至于中國政府花錢產生的 GDP 比美國政府可能高一點，美國政府 20%，我們有個 23%、24%，政府都有了 20% 幾了，這個地方如果非公經濟有 70%，這個地方的國有企業實際上只有 10 個點、8 個點而已，也就是說不可能讓廣東沒有國有經濟，沒有國有企業的經濟，對一個地方來說政府一塊總歸占掉了 20%，再加上國有企業占到 8、9 個點，非公經濟到了 70% ?差不多就上天花板，大體如此。對整個國家來說，非公經濟比重到了 60%，政府行為的國有經濟比重和國有企業運行形成的經濟比重各占 20% 左右，是一個常態化的合理體系。
在我們的 100 里邊有 20 是政府的量，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國企，保持 20% 左右可能是必要的，是必須的。因為中國總而言之“兩個堅持”，國有經濟公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并存，堅定不移地推動兩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是我們的憲法精神和基本路線決定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當非公經濟達到了 GDP 的 60% 的時候，大家不要以為還可以像 20%、30%、40% 時候的那種感覺，不斷的把這個比例往上漲，漲到了 60% 還應該到 70%、還應該到 80%，否則就是國進民退了，否則就是民營經濟不夠重視了，沒有這回事。
講這個話的意思，首先要確立一個公有制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堅定不移的兩種所有制并存、一起發展，絕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業比重連 20% 都沒有。政府永遠會有稅收，永遠會有個 20%，還有 80% 都變成了非公經濟？不可能的，也不合理的，也是不應該的。因此，不管是混合所有制，還是資本運作重組，應該要有這個明確的概念。當今中國政府對非公經濟的支持和推動可以說是誠心誠意、不遺余力，而且非?？斓耐葡驑O致、推向天花板，一下子就從 20% 推到了 60%，40 年推到 60%，是不是再過 40 年推到 100 呢？那是幻覺。所以到了 60% 我不是說到天花板，比重絕對不增加?了，以后漲到 63%、65% 也可能，但是總而言之，非公經濟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經不在于占 GDP 的比重規模上把他擴大到 60%、70%、80%、90%，而是在結構上，債務結構上、資產結構上把效益和質量搞上去。
同時，非公經濟在國際競爭力上、在世界范圍內的制造競爭上，服務業、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上，經營企業的國際競爭上要嶄露頭角，要發揮作用，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提升，做強、做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的管理，提出了增強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標。同時提出了，國有經濟的管理，要從管資產為主轉化為管資本為主。這個管資本為主，在資本管理、資本運作上提出了兩個命題，一個叫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第二個叫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在三中全會報告里講了這兩個概念。大家有時候望文生義，感覺資本運營公司、資本投資公司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國有企業，管你中石油、中石化，好像要加強資本運作的時候兩個概念對他們都有用。要做大、做強、做好資本投資的時候，好象也是一回事，這里邊就有一個對三中全會決定的這兩個定義理解的不深、不透的問題。搞資本重組的人、搞資本運作的人，如果不理解這兩個詞重要的區別，基本上就是漿期、就是忽?悠、就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的馬大哈。資本運營公司、資本投資公司到底什么意思，大家要把定義搞清楚，因為這是資本重組、資本運作基本面、基礎性的概念。
所謂資本運營公司，就是一個不舉債運營的公司，有 100 億資本金就作 100 億資金的運作，這個公司的總資產等于總資本，因為它沒舉債。如果你 100 億資本去借了 200 億的貸款，這個公司總資產就是 300 億了。所以他總資產等于總資本，不舉債，100 年也不舉債。所謂資本運營公司，就是不舉債運營的公司。第二個概念，只投資，不參與被投資公司具體的人財物的管理，就像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拿了 10 個億到某個公司投資，他不管這個公司的人財物、不管這個公司的子公司、孫公司的事，不會去管市場、營銷，或者去管這個公司的產品開發，這些是那個公司的事，我只是一個財務投資者，所以資本運營公司本質上是一個財務投資者，跟私募基金差不多，你可以不叫基金公司，就叫投資公司。像淡馬錫，淡馬錫有 5000 億新元，差不多等于 4000 億美元左右的資本，他不舉債的，他把這個 4000 億美元，1/3 投在美國、1/3 投在歐洲，1/3 投在中國和亞洲地區。他投了資以后，不管你的具體的事，淡馬錫今天為止管著幾千億新元，相當于幾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全部公司總的職工人數 800 人，包括在全世界辦事處的人，就是淡馬錫北京的、總部的人、亞洲總部的人，或者歐洲總部的，通通算在一起 800 人。如果我們按照常規的拿了幾千億美元投資了各種公司的話，在公?司如果人財物都是你在管，包括工人也是你招來的工人，你可能幾萬人、幾十萬人。資本運作的公司，他是相當于一個財務公司、理財的公司，他哪怕拿了 1000 億美元，他可能只要 1000 人或者 500 人，一個人管 2 億美元的概念，就這么在管。
中央講的資本運營公司就是干這個活的，類似于淡馬錫，類似于一個私募基金的那種基金管理方式，哪怕資金是國家的基金，但你是用一個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
巴菲特投資公司也是如此，也是一種運營公司。他投資的各種企業，投資在股票市場，投資在可口可樂，是不管可口可樂里的經營管理、人事管理的，用腳投票，你干的實在不好我把股票拋了走了，他也在董事會里邊發表意見，進行審計、進行監督，這個事情上資本運營公司是干這個活的。按這個目標，我們國家有 300 多萬億的國有資產（不含金融企業），資本金如果算個賬有個 80 多萬億的話，是不是應該拿出 10 萬億甚至 20 萬億。人倒不用多，是非常高超的理財大師在這里邊做基本的管理人員，這正是三中全會文件所提議、所期望的。
第二類，資本投資公司。三中全會《決定》文本里講到的資本投資公司就是指產業類的或者傘形控股類的公司。這類公司一般有三級，一個是集團級，集團級負責資本運作，投資決策等等；第二層就是產品開發、市場競爭營銷的子公司；第三層可能就是工廠，負責全面質量管理、勞動人事管?理、職工運作的管理，以及市場各方面安全的管理。就是說中石油、中石化，上面是集團，中間是各種各樣的公司，到了基層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廠，哪怕 1 萬億產值、2 萬億產值、10 萬億產值，也是在這么幾個層次的框架里形成一個產業集團。集團是資本運作決策層，中間公司級是盈利、銷售、利潤、管控的一個級，第三級是安全運行、保證質量的生產管理的一個層次。這樣的產業類公司是分為三級的資本投資集團。還有一種是傘形公司，整個公司不是一個產業，這邊搞房地產，那邊可能在搞百貨商店，還有一邊可能在搞一個什么工業制造業。當你是這么一類的時候，比如美國的 GE，GE 差不多 5000 億美元的資產，里邊有銀行，也有房地產，也有造發動機、造飛機發動機的，還有電子制造業的等等。相當于集團管著幾個方方面面，總之方方面面都是他管，他控股，他直接一直管下去，形成一個傘形的控股公司。這兩種公司，不管是產業類的還是傘形控股類的，一般都是叫做資本投資公司。
講到這里就可以分析一下國資委的一百幾十個集團，基本都是傘形的或者產業類的公司，都是資本投資公司?，F有的 300 多萬億國有資產里，資本運營公司的資本金不到 1 萬億，很小，有等于無，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是不是就落實好了三中全會精神呢？三中全會已經八年了，怎么還沒把這個體制調過來？總之，這是資產管理轉變為資本管理的一個重要的改革方向。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的國有資本管理，不管是省里還是國家的，資本運作很重要的一塊，是把一部分的國有資本圈起來，變成資本運營類的，不管是公司類的、還是基金類的，總之，變成 1 萬億或者 5 萬億、10 萬億的一個資本，這個資本就用私募基金的方式，或者巴菲特投資、淡馬錫投資這一類的公司投資方式，總之這一類投資是股權投資，不帶任何債務。投了資以后，只管財務，不管吃喝拉撒睡，你這個投資哪怕投了幾千億到這些公司去，這些公司到底怎么發展，由這些公司自己的黨委、財務、公司法人，自己在管，你就是個財務投資者，但是要起到保值增值。淡馬錫整整 20 多年，平均資本回報率 15%，你想想這是不是對國家最大的報答、貢獻。
總之把這兩個體系理好是當今我們國家資本運作、國有資本經營很重要的事，也是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很重要的事。這是我講的第三個事。
三中全會決定要通過混合所有制，使國有的、集體的、民營的，包括外資的股權交叉形成資源優化配置，形成杠桿放大的作用，形成經濟的一種新的活力。發展混合所有制，不能從概念出發，為混合而混合，混合的過程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國有的角度講，一般就是這么四種、五種目的。
第一，為了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一個國有獨資集團好像產權很清晰，但由于法人治理結構中缺少各方面的平衡，容?易缺少監督，容易內部人控制。所以是為了轉制的需要去推進混合所有制，使集團公司董事會變成多元的股權董事會，這種混合所有制是為轉制、為法人治理結構的現代化而搞混合所有制。
第二，為了資源優化配置，我這一塊資源和你這個民營，甚至外資的那塊資源有互補性，我們一起合作，股權上互相劃轉，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最后不僅是資金混合以后資金實力擴大了，而且這兩個企業中的長項、技術或者其他市場資源互補了，資源優化配置，一加一大于二，這也是推進混合所有制的一種目的。
第三，集團公司發生困難了，不得已也好，主動出擊也好，通過混合所有制引入戰略投資者，把自己的困難、被動給甩掉，不是破產重組，而是通過資產重組化解客觀存在的困難，這也是一種目的。
第四，希望超常規的發展，我收購了你，通過集團公司之間換股的方式，形成了子公司等值收購，母公司換股混合成一個多元的股權制公司，實現了超常規的發展，這也是一種目的。
第五，時代發生變化，政策發生變化，整個的運行基礎發生變化，這個時候適應性地與關聯企業進行資產重組，來把握機遇，更好發展，也是一種目的。
總之，混合所有制絕不是書呆子式的為概念而去混合，是有一定目的的。
?必須明確，國有企業集團在推進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基于它的公司的性質、特點及混合深度、程度是有區別的。至少可以分為五大類:
一是需保持國有獨資形態的公司。比如特定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涉及到的業務是特別保密的，特殊功能的，必須獨資的，有這種業務，該獨資就獨資，它就不參與混合所有制了。又如一個資本運營公司，有一萬億資本組建了一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因為是運營公司，永遠不會找別的股東成為公司的股東，淡馬錫企業四千億、五千億新元就是財政部投的，不存在各個國家的資本或者民營資本一起往淡馬錫集團層入股，誰都想入股，因為他連續 20 年 15% 回報，但是他始終獨資，也就是說資本運營公司、資本運營的基金就是獨資的，你這個獨資跟別的人的基金、別的企業合作，一起投資某個企業，這個可以合作，但是資本運營公司本身這個法人獨資，資本投資集團中的某些特定行業，如果國家意志認為就該投資，那就投資，這是第一種，就是要堅持獨資的這種特定的企業。
第二種是可以引入戰略投資者，凡是國有獨資，規模又極大的，一旦引入戰略投資者，就實現了混合所有制性質的轉制?；旧匣旌系呐笥?、混合的對象往往是戰略性的基金，可以是我們自己國資委里的資本運營公司，也可以是跟國資委沒關系，但和國家有關的社保基金理事會等。可以是中投這樣的國家主權基金類投資公司，當然，也可以是民營企業?里非常有實力的財務性的基金投資公司，這種公司，你即使叫他控股，想叫他來管理你這個國有大集團幾萬人的事，他也不會來管，他就是財務投資、財務監督，然后保持一個法人治理結構，這個結構是貨真價實的董事會，這些人在董事會里提意見是真刀真槍，絕不含糊的。在這個意義上形成混合所有制，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有些集團本身引入戰略投資者之后股票上市，就按上市公司規則走，也是一種混合所有制。
第四種，就是有些集團哪怕有幾千億資本，但是理論上市場化可以控股，也可以控股權給其他的參與投資的非公經濟的或者外資的，可以全部轉讓掉，也可以轉讓一部分，也可以轉讓控股權，可以完全市場化地推開。
第五種，國有資本對外資企業或民營企業參股投資，這也是一種混合所有制。不管是資本運營公司，還是資本投資公司，也可以參與投資非公經濟的集團，參與他們的股權投資，投了以后人家控股，我就是財務投資，所以資本運營公司不僅是投資國有資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資到市場上的各種類型的企業，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資。
除此之外，由政府主導、直接推動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類 PPP 項目，也是一種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概念。
當前市場主體活力不夠、信心不足，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疲弱乏力，導致經濟不振不活。近年來，受內外多重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速持續走低，且低于潛在增速，其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根據學者估計，2019 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在 1.25% 左右，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只有美國的 40%、德國的 43%、日本的 60%。全要素生產率偏低，一方面與技術進步緩慢有關，另一方面與資源配置效率不高有關，反映到微觀主體上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從改革方面看，國有經濟使命功能不清、布局結構失調，與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戰略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國企改革三年行動（2020-2022）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這一工作帶來的改革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總體上，國有經濟發展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布局結構不合理。進入中國式現代化新階段，國有經濟要發揮戰略安全、產業引領、國計民生、公共服務等功能。但目前國有經濟的分布總體上處于產業鏈的上游，在資源性產業、重化工產業和部分中高端裝備制造業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在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提供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建設和公益性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以及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中度不夠，支撐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仍不夠顯著。二是分類改革進展緩慢。不同的功能使命對應于不同的發展目標和治理要求，在經濟活動的不同領域國有經濟的比較優勢也不同，因此需要對國有企業涉及的不同業務進行分類改革、分類治理。對此，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就提出了“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要求，但十年過去了貫徹?效果差強人意。根源在于改革停留于企業層面，未能從業務層面對現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導致治理起來眉毛胡子一把抓。三是管資本的體制仍未有效理順。作為管資本的重要平臺，國有資本投資、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進展緩慢，近百家央企中僅有 19 家國有資本投資公司、2家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而且國有投資公司與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角色功能未能有效理順，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方面的功能也未有效發揮。
另一方面，從開放方面來看，與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要求有不少的差距。
2021 年 9 月 16 日，中國宣布正式申請加入 CPTPP。CPTPP 關于商業考慮和非歧視義務、非商業援助、透明度等規則，對締約國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對照 CPTPP 的有關規則要求，現有國有經濟從宏觀層面的監管到微觀層面的治理和經營都面臨不小的差距和挑戰。比如，針對“非商業援助”的要求，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的確得到了存在來自政府直接或間接的“非商業援助”；另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卻承擔了超越作為一個商業機構應擔的義務，本應得到一定的補償或補貼，卻沒有得到。在實踐中，部分國有企業所涉足領域對非國有實體實行準入限制，容易因此被視為獲得“非商業援助”，甚至被扣上了 WTO 規則意義上的“公共機構”的帽子。再比如，關于“非歧視待遇”和“商業考慮”，完全滿足這兩項要求也存在一定難度。我們很多央企既涉足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又涉足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還常常被賦予了不少公益性的任務，而這些往往短期內得不到有效回報，需要靠一些“市場優勢”產生的超額利潤來進行交叉補貼。這種“市場優勢”有可能是其自身競爭力的體現，但更多是行政性資源壟斷所產生的，但又不屬于“指定壟斷”，讓其更容易被貼上違反“非歧視待遇”和“商業考慮”原則的標簽。而這些問題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對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功能和使命的深入認識。由于認識不到位，所以政策不到位、改革不到位、治理不到位，企業理應承擔的功能使命也就不到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難以到位，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如 CPTPP 時也難有實質性的改革。
綜合上述五個方面，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要全面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運行方式的原則要求。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要求，從根本上講，就是兩條：一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帶動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二是發展和改革中不忘初心和宗旨，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總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